有時，我會懷念以前的看戲日子：單單只為文案上一句說話、一張劇照，為了滿足內心的好奇，決定走進黑盒子裡、坐在紅色絲絨椅子上、行在街頭中、走入街市、博物館、社區中心、尚未拆卸的青洲木屋區，不帶著前設、不背負任何事後的工作壓力，就是花上一兩個小時，與所有演員、與這個演出共渡一段時光。
當喜好變成職業，我不曉得事情到底是更純粹，還是更複雜。「澳門過去一直都以業餘劇社為主⋯⋯」這句說話，早在踏入千禧年後已不適用。自二〇〇七年的「戲劇夢飛翔」義演後，一批又一批年輕的劇場愛好者選擇以此為志，前往鄰近地區修讀劇場相關專業，畢業後陸續回流；澳門劇場文化學會進行劇場行政人員招聘及培訓；以及二〇〇七年起，當時民政總署主辦的「澳門藝穗節」（二〇〇九年改名為「澳門城市藝穗節」)開始由民間團體承辦，這些都提供了不少實作機會予民間的策劃及執行人員，令劇界有了相關工作者的儲備。[1]詳見莫兆忠：〈劇刊作為一種文化空間──《劇場．閱讀》十年記〉，《劇場．閱讀》十周年特刊，2017年12月。全文同時刊於網上版：https://bit.ly/2V7q5A0
這條道路行到今天，有人奮力追逐理想，又要為生計苦惱；也有人選擇在旁觀看，以自己最能接受的狀態參與介入。他們都共同築起了「澳門戲劇界」這張網，戲劇對他們的意義，也截然不同。
曉角話劇研進社：見證業餘到職業化的過渡
「曉角」剛迎來了他們的四十五周年，如此有耐力而持續活躍的劇團，在澳門並不多見。幾十年來，人員來來去去，大鳥（許國權）、世平（陳世平）與婉薇（劉婉薇），各自於八十年代加入直至今天，見證整個發展浪潮。「那時候是另一種蓬勃。」婉薇憶述，那時候一年約五至六個演出，演員基本上都是社員，不少人排完一齣就直接跳去下一個演出的排練。那時候的活躍劇團尚有澳門戲劇社、海燕劇藝社等，而「曉角」專門做本地創作、以燈光分場的新劇場風格、開始公開售票等，都是外界批評的點，卻也令他們當年作為開創性劇團的形象更形突出。
那些年要加入劇團，除了繳交會費外，每人都要上一次演員訓練班，由社內較資深的成員擔任導師，教理論、身段、舞台化妝等。這種團內自給自足式的培訓，在演藝學院一九八九年成立之後，已經逐漸退場。當年澳門尚未建立資助制度，搞演出的製作費，一是入信至東方基金會或文化司署（文化局前身），另一收入來源則是與澳門電台合作搞廣播劇，最後做了一千一百集，不少人因為廣播劇需慕名入社，也為社員提供十分好的訓練機會。
「業餘」不等於柴娃娃，他們一樣認真一台戲，每天下班就排到半夜的日子，是青春熱血的印記。踏入九十年代，特別是回歸之前，社會氣氛開始改變。大鳥說：「首先是社會變，以前大家好齊心，一群人走在一起，其實大家都冇咩好做，好單一，夜晚又冇咩活動。以前大家都沒什麼錢，欲望不是太強，做些自己開心的事就好。」直至回歸前約一九九六年左右，政府推出「赴葡就讀計劃」，社會上「增值自己」的氣氛開始瀰漫，大家覺得要「有嘢揸手」（需要持有一些能力的認證）。對他們三人來說，各自有份工作在手，又要負擔家裡，「全職」根本不是選項；大鳥曾有考香港全職劇團演員的機會，「當時沒有全職概念，根本沒所謂抉不抉擇。我現在都會想，為何當時我叫了別人去，自己又不去？其實那時只不過是撞了自己的綵排期。如果當時導演知道我去考演員，一定會叫我去。」後期加入的年輕一輩，可能中學時期已有參與，想在此行業發展就自然希望掌握多些知識，剛讀完書家裡又還可以支持一下，沒有生活、家庭的壓力，自然比較容易踏上全職的道路。
年輕不是絕對，也有年輕一輩的戲劇人選擇業餘參與。容卡達自中學時代接觸戲劇，大學畢業後因緣際會結識了推動群眾劇場、對後輩十分提攜的周樹利（周sir），二〇〇六年起在澳門藝穗會擔任義工至今，一開始從後台搬景開始，慢慢接觸更多，導演、演員、舞台監督等崗位都有涉獵。由於藝穗會以推動群眾劇場為主軸，演員與觀眾都非所謂的主流觀眾或劇場人，而是以銀髮族為主，他們對戲劇、對表演有另一套看法，這些也反過來讓卡達對於戲劇有不同體會。
「職業劇場的朋友不會選擇去看藝穗會的戲，可能覺得藝術性不夠，或演出帶不到什麼給他們，因為他們已有一定水平。但周sir常強調，要從根基打起，要民眾有機會接觸。如果藝穗會不做，除了一些服務機構個別有做之外，澳門就沒有人做了。每個人都應該要有表達的機會，話劇能給人的變化、精神層面的改變，有它的存在價值，應該給予機會平台。」長久下來，卡達與這批演員產生了溝通默契，他除了跟長者們排戲外，每次演出都會成為演員之一，又或替補某些未能出席演出的角色，機動性很強，隨時補位。與長者的合作也令他享受其中，每年都甘願花上年假與長者們一起到不同場地做巡迴。
業餘與職業的差別，在於時間
業餘與職業最現實的其中一個差別，是排戲時間。上班族必須要排晚上，如果團隊裡有較多自由工作者，大家的排戲時間就未必能互相配合。為了方便工作，全職的機會自然較多。但非全職演員豐厚的人生歷練，也令演員產生不一樣的質地。婉薇從加入曉角之初就無法放下工作，直至幾年前在台灣與身體氣象館排《長夜漫漫路迢迢》時，才親身體會了全職演員的幸福。但從旁觀察下來，全職演員很多時也有可能為了生計，同時會接幾個戲或其他工作，在劇場中的狀態是否更純粹，又是另一個問題。久而久之，全職與非全職間，出現明顯斷層。曉角每年幾乎都有一台大型演出，由資深社員與年輕一輩同台演出，對大鳥來說，這也是一個讓新觀眾認識舊面孔的重要機會。「全職有全職的圈子，曉角自己都要推Long Run，市場上一就是全職，不然就是很年輕的演員，其他演員就沒人找。我們這些（資深社員），可能沒接受過全職訓練，靠的就是人生閱歷和操練，也沒有機會在觀眾面前展露。只要有一個機會，就可令人們尚記得這位演員。」
卡達過去也曾參與在主流劇場中，讀過演藝學院戲劇學校的短期課程，接受香港導師的嚴格訓練，覺得自己與其他同學的差距很大；加上有段時間，他的工作需經常加班，根本沒有空間參與需花長時間排戲的製作。他也試過在排戲時間上，未能配合到其他演員，能力上又認為自己與導演期望有落差，慢慢就只做能力範圍內可以完成得好的工作。這一重對自己的認識，也讓他確認自己不會走上全職道路。「戲劇對我是一種興趣，我又不是天才型的演員，我是靠很多人給我機會，讓我慢慢地提升，我不是那種一上台就會發光的演員。如果將興趣變成「搵食」（謀生工具），事情就不一樣了。我想如果是興趣的話，事情會走得長遠些。如果讓我搵食的東西搵唔到食，我會唔會返唔到轉頭？（如果這個職業不能維生，我會不會無法回頭？）我性格也不是一個冒險的人，比較規矩，我覺得現在的方式比較適合我。」因為興趣行先，一談到錢，他都比較小心處理。「以做街show（街頭演出）為例，因為都是有收錢的，我自己本身又不太計較錢，但我會擔心自己會不會搶了別人飯碗，因為我肯義務或低價做而產生誤會，令好事變壞事，這些我都會盡量避免，我希望把賺錢的機會留給職業劇場人。」
當戲劇單純是興趣、是他在工作外的調劑，除了藝穗會，他也曾參加一人一故事劇場，加上懂手語，他跟志同道合的朋友組成「手藝工作室」，擔當劇場視形傳譯員，為演出提供手語翻譯，照顧另一群觀眾的需要。大鳥也心有所感，當行業變得專業化，分工越來越仔細，每個人都有專屬的崗位，也就好好地完成了各自負責的部份。比起以前，大家那種同心協力、「土法煉鋼」般完成一些不可能的任務，有欠缺的就一起來想辦法，連搬景、拆景都一大群人一起來。「單純的快樂」，他用這五個字，道出了職業與業餘間那條隱約的界線。
注釋
| ＊1 | 詳見莫兆忠：〈劇刊作為一種文化空間──《劇場．閱讀》十年記〉，《劇場．閱讀》十周年特刊，2017年12月。全文同時刊於網上版：https://bit.ly/2V7q5A0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