城市的失憶症
卡爾維諾的《看不見的城市》，其中一段是這樣寫的：
「每座城市都從與它相對立的荒漠裡獲得形貌；趕駱駝者和水手所看見的狄斯比那——兩種荒漠之間的邊界城市——也是如此。」
卡爾維諾描寫了一座一邊靠海，一邊靠沙漠的城市，從沙漠來的人看到的風景是海，從大海航向城市的人看見的卻是沙漠。這寓言很有意思，相信澳門朋友感受一定很深刻：站在填海區往老城區看，對比從老城區看向賭城區，不就恰巧在這場景嗎？兩邊都是荒漠，但都不是城市的全貌。唯有相互對立起來，才能看見城市折射出的虛空的歷史空間。
當官方藝術節提出某個描繪城市的主題，其實很容易陷入鞏固文化治理的刻版印象，城市的文化形象反而被凝固和單一化；因為受到官方樣板的制約，就像台灣人提到台南，想到的就是甜和府城的歷史。而我曾在大武壠的部落聽過一個故事：日殖時期，部落的人在糖廠工作，每天都聞到甜味，但從沒吃到糖。一次空襲，糖廠被炸了，糖全部融到水渠裡，整個聚落歡喜鼓舞，都到水渠裡撈糖水。
如果藝術節只順應官方豎立的歷史象徵，而忽略了這個版本的故事，我們就會流失這個檔案或故事的聲音，城市的某個肌理便被排除在外；在官方的文化想像下，進入了集體失憶。所以當策展進入城市藝術節，我們便要面對集體的失憶。在失憶的對立面，找到另一座廢墟，透過藝術節和創作者的眼睛，看見城市的另一個面向。
同時，我們談論城市藝術節時，常常被西方的典範侷限，但我們真的可以西方作為模仿對象，在亞洲複製城市藝術節嗎？或者說，我們都以藝術節來面對城市，但可以用同一套邏輯，同一套知識來運轉嗎？
亞洲的城市藝術節
歐洲有些藝術節是在爭取休閒和假日意識的訴求下產生的，但回到亞洲的城市情景，我們很少有勞動與閒暇之間的思考辯證吧。而作為官方藝術節，它的定義與責任落在哪裡呢？我條列了幾點不論是在官方委託或獨立的小型藝術節時，我過去經驗中多少會處理到、也還在持續思考的面向：
– 新型態美學與藝術語彙實驗
– 開發觀眾族群
– 在地政治與資源分配
– 城鄉邊界的挪動操演
– 複數的故事版本
– 感官地理的部署
以以上的概念觀察現行的城市藝術節，其實有很多需要切入批判的面向。例如「開發觀眾族群」是所有藝術節都想做的事吧，但像「臺南藝術節」第一屆辦理時，是因為縣市合併後透過文化活動的大臺南宣示，時任市長賴清德喊出藝術節的目的是「吸引更多人來觀光及投資，讓更多人來臺南居住」，聽到這裡，各位會很狐疑吧，藝術節怎麼會是做為置產的誘因呢？但官方計畫的是透過文化行銷城市，背後的意識形態是城市開發。
從90年代到現在，官方還是從資本跟市場、社群媒體上的能見度、活動力的角度期待藝術節，而非創造一個聚焦問題來創作、交流和討論的機會。不諱言，我在「臺南藝術節」遇到的其中一個狀況，是跟官方彼此對焦與協商要透過藝術節表達什麼，而我在策展中又有多少彈性和空間、可以帶入問題意識，面對與刺激生態，而非總是以績效為考量。然而，對官方來說，過去藝術節因為地方沒有常態補助，而成為在地團隊雨露均霑的機會。它反映當地沒有足夠的機制發展常態的表演藝術文化，只能以一年一次的藝術節作為補償，又或以藝術節作為文化治理的宣示。這時問題又來了，城市的文化是在什麼基礎發展出來的？
如果官方沒有足夠的文化治理想像和長遠的視野，藝術節則始終都處在亡羊補牢的狀態，只能把敘事跟問題藏在某些作品、細節跟空間中。這是非常棘手的問題，城市沒有發展文明的視野，策展也只能是塊狀的游擊，終究朝向一種失敗。
# 複數的故事版本
城市到底是否需要藝術節？這就變得非常弔詭，也是為什麼我用「失敗」作為關鍵字，不論有沒有策展或藝術節，藝術創作也應該能開啟某些與痛共存的可能，連結臨時社群，創造共享的場域，甚至有美學的開創。然而，這種失敗意識於我而言是重要的，在機構內外的擾動和游擊，是否能以此意識持續發現問題與陷阱，及其未完成。
藝術節若作為實驗和脈絡的展演場域，便有與「誰」、「何地」連線的歷史辯證，以此標出全球化下的位置和地方自身的殊異，及移動和邊界的問題。也有責任把同一城市中，不同的說故事的人帶出來，讓他們說出小寫的歷史，讓我們感受與聆聽複數的存在。像是「臺南藝術節」，過去的資源分配和表演大部分集中在府城區，正因為如此，我們要去的是非中心的、非府城區的地方（我不願稱它們為偏鄉，因為對住在那裡的人來說，那裡就是他們的「中心」），那是在策展上特別想要「去中心化」的意圖。我想分享去年做「小孩帶你去散步」這計畫的一個經驗。
台南沿海的安南區青草國小所在地沒有山，孩子們卻說放學後很喜歡去後山玩，我們就很疑惑，不都是漁塭、田地嗎？後來才知道他們說的後山是一座堤防，那是村落最高的地方，這就是村落的秘密地理學。在不同特性的地域生活的不同感受，直接影響命名、描繪自然與鄉野傳說的敘事方式。不同的立場和書寫方式，可以幫助我們重新思考我們跟社群和地方的關係。或許未來在一座漢人的廟前，我們可以看見它曾經是西拉雅的傳統領域，在隱沒的地理關係中，這裡藏著某個族群的歷史記憶。在藝術節中呈現城市的多元視角，這是策展照料和療癒的過程，我們不見得能改變，但至少能看見、指出正在發生的腫瘤和病痛。
# 消失
最後一個關鍵字是消失，這也是策展失敗的原因，所有東西都在均質化地消失。之前讀了吳音寧所著的《江湖在哪裡？》，對台灣農業跟冷戰時全球部署的關係才有更進一步的認識，台灣因產業轉變和開發在地貌上的劇烈改變。我的原住民朋友也曾說，「部落」早就不存在了。他正視了某個斷裂的敘事，以及不斷遷徙離散的過程。我們在說的部落，其實早經過不斷的變異。因此最後我想介紹兩個策展計畫：冉而山劇場的「國際行為藝術節」，和Pulima藝術節中由林介文所策展的《裹山》，來談消失中變動的邊界。
藝術節中的城市概念和觀看是否有可能突破目前制式化的語境，如果城市的擴張影響至山林海岸，如列斐伏爾論及當代的現實問題在於，整個世界都朝向都市社會的終極景觀邁進，進行包圍和填補的工程，則都市化再造的自然將取代真實的自然。那麼這兩個策展計畫，正是以全球南方的角度去回應現代化過程中所承受的劇變，在自然、部落和城市之間，測量邊界，進行移動操演的另類思考。透過工殤、手工、編織、儀式性等身體，表現重新定義的省思，甚至是如礦區裡山受到開挖的身體，也透過社群聚落的連線組合與協作，以織布溫柔地包裹山累累的傷痕。策展在此成為一次身體倖存方案的研擬和實踐。
面對消失的處境，談到城市藝術節，或許該談的不是何種城市，而是與共，而是在終極景觀裡的當代幽靈和荒地想像。如何重新賦予它們聲音和身體，聯繫與擴大其背後深刻的文化意義，有機會在那些視線之外、隱蔽、消失的空間裡能再多停留一些，甚至是尋找聯繫與重新建構非人類中心的歷史關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