現在我們談及城市與藝術節，強調的是在共創的場域跟空間裡，如何創造人的相遇，建立臨時性的社群，共同討論社會、城市或世界的公共性議題。今天我不會針對一個藝術節個案分析，而是大致梳理我們目前看見的藝術節來自怎樣的情景，它們帶來的討論，以及面對的問題。
「城市」跟「藝術節」，到底何者的概念要置為先，何者為後？聽來好像是個大哉問。我先把「城市」與「藝術節」分開，並以三個關鍵字討論，分別是：「失憶」、「失敗」和「消失」。
以上我借用了「臺南藝術節」《道隱》的劇照，在山上區水道園區的樓梯上演出，處理人跟自然、跟水源的關係，也觸碰殖民時期，日本人透過台灣原住民上山嚮導找水源，開始了現代水利工程的歷史。「TAI身體劇場」借用耆老的話去思考：每條溪流有自己的路，我們不要去搶水的道路，知道人在自然界的位置。
當我們觸碰「城市」，便會碰上每座城市經歷現代化所承受的巨痛，城市有非常多的傷痕，這也是為什麼我想從「失憶」談起。藝術節要跟城市對話，便會牽涉到「策展」如何發問：為什麼有一群人，想在一個場所（不一定是城市），透過藝術節慶跟大眾溝通？想要如何、共同思考什麼？
然而，如果我們從「藝術節」一詞切入，回顧戰後城市藝術節的興起，藝術節一開始並非以「城市」為主要探討、沒有必然關聯，而是基於文化交流、去中央化、實驗宣示等訴求而生。
西方典範：愛丁堡藝術節與亞維儂藝術節
現在在表演藝術界我們最耳熟能詳的，就是國際中首屈一指的愛丁堡藝術節（The 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estival）及亞維儂藝術節（Festival d’Avignon）。
從1947年起，也就是二次世界大戰後，兩座城市不約而同在戰後廢墟上的重建，以藝術節為方式，聚集藝術、文化及人，作為重生的開始。愛丁堡藝術節以「和平和文化」作為宣示，快速成長成複合式的藝術節；而亞維儂的創辦則具有相當左派的反抗精神，旨在脫離巴黎制式、規格化、布爾喬亞的戲劇，由民眾劇場的倡導者、導演尚·維拉（Jean Vilar）在亞維儂提倡「文化民主化」、「去中央化」的理念，也讓外省發生比首都更為前衛的藝術實驗。
於此我們發現，城市藝術節一開始反而選擇遠離文化權力配置的中心，借由移動作出宣示。透過城市本身的人文歷史，進行聚集和實驗，連結藝術與社會議題，但今天我們反而會說，它們已成了世上最大的市場之一，後來究竟發生什麼事呢？
觀光化的城市藝術節
就像法國的陽光劇團最初透過佔領廢棄的彈藥庫工廠，舉辦小型獨立的藝術節，把人聚焦到一個要被政府收回的空間，在裡面討論民主的價值。在法國六八學運以後，這樣的反抗性格尤其高漲，具有街頭性格的藝術創作者重回街頭，透過藝術重新部署，與城市直接對話：街頭是屬於公民的，街頭是藝術創作的實驗場域。
這是在台灣，當我們在談論城市空間跟藝術節時所沒有建立起的脈絡。台灣於戒嚴時期的城市空間完全被控管，我們沒有街頭藝術的大量發展（我要重申，這不是指街頭彈吉他、扮銅像的藝人，而是藝術走進公共空間，產生異質性的抵抗跟變化。雖然後期有小劇場運動和行為藝術的發生，卻未對台灣的城市藝術節有脈絡上的深入影響）。當台灣開辦官方城市藝術節時，尤其愛丁堡和亞維儂已取得觀光上的成功，我們著眼的不是城市空間與藝術節的脈絡，而是已經觀光化的節慶。藝術節作為城市的行銷和文化資本上的競爭，有迫切的資本主義眼光，我們接觸的是觀光化的藝術旅程，也就是透過國外藝術，創造一個國外旅行般集體性的浪漫。
當藝術節越來越多，每個城市的藝術節怎樣具有獨特性？我們常說「越在地、越國際」，其實這是一句有陷阱的標語，好像把地方的獨特之處提出，就可在全球市場爭一席位，但在這個過程裡，我們也把地方化為可被表述的商品，賦予它可被消費的性格。然而藝術節若要具備公共性的思考，要看的不正是全球化下，地方的掙扎和其變動，以及創作的回應與提問。
策展的概念：照料和治癒
當我們試圖去中心化，重新移動文化版塊時，策展的概念就出現了。回看「策展」這字，curate的語源具有「care」與「cure」的意思，也就是照料和治癒。藝術理論家Boris Groys提到，策展的一個重要任務是治療圖像的無能為力。藝術作品具有本質的展現，但它不知道自己可以怎樣被看見，而策展就像醫生帶著訪客，讓他們看到病人。策展有它的矛盾和張力，它是狂熱的聖像保護者，也是破壞聖像的人。策展必須帶有問題意識，讓所有人包括藝術家、參與者及觀眾都盡力留在問題裡，讓我再次借用Groys的話：
「成為當代不僅僅意味在場，此時此地，它的意思是『與時間一起』，而非在時間之內。所以當代就是成為『時間的同志』，與時間一起合作。」
正因為策展有成為「時間的同志」的熱情，所以我們朝向未來，就必須處理過去，策展便開始處理檔案和記憶，以求在藝術節進行跨領域、跨學科的討論。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實踐方式，例如有一年東京藝術節探討海嘯後，東京成為了避難的城市，藝術節便成為倖存者與避難的未來操演。透過策展，藝術節可以具備處理當代的問題意識，而城市反而是因此機緣，尋找能否從藝術層面又一次地成為討論記憶和未來的場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