劉芷蕙（Mira）擁有豐富的舞台監督 （DSM） 工作經驗，近年經常接觸偶物製作、場景及插畫設計等工作，徘徊在看似講求理性與感性思維的崗位之間，閱讀對她來說有甚麼影響？
閱讀經驗累積個人觀點
早在小學時期，Mira已喜歡看推理小說，中學喜歡看散文，大學修讀的英文專業，使Mira經常接觸很多不同類型的文字，如詩歌、小說、散文、劇本、現代文本等，也由那時起開始有看繪本及畫畫的習慣。「當時學過的東西對我現在做劇場是有幫助的，至少可讓我看待事情有自己的觀點。有個人觀點相當重要，絶對有利於與導演、音樂或燈光等設計師溝通，因為當一件事不能用實質的文字形容時，便需要尋找共同語言去討論大家想要的節奏和氣氛。」她補充，舞台監督最基本的工作是控制一個演出的所有技術點，包括燈光、音樂、佈景等，協助導演和設計師達到他們所追求的藝術層面；作為DSM，看劇本是必須的，因為可以從文字中理解到每個場次的氛圍。「DSM有趣的地方，是沒有正確的Cue point （技術點），要考慮音樂、燈光何時出，Cue point不準，會令戲大打折扣，遲一秒、早一秒都會有分別。因為DSM需要『Go Cue』，這件事本身就很依賴DSM如何理解導演的說話，以及其他演員、設計師對於文本的揣摩，如何呈現這套戲的節奏。」
在繪本中尋找創作元素
在創作方面，繪本對Mira的影響比較大。「繪本是不用很多文字敍述的情況下，只看畫面已經可以講到很多東西，讓人感受當中的藝術氛圍，並有所想像，即使其他語言的繪本也沒關係。」Mira認為，繪本有很多細節令人回味，而且還能看到她最喜歡的媒材——油畫。「從中可以看到色彩的組合，各公仔的比例，這些元素其實已經可以呈現到這個畫面想說的話。每本繪本都有不同的插畫與文字風格，與作者想表達的主題十分有關。正如不同演出有不同風格，導演給予我的指示，對於我去思考演出所用的偶物類型、形狀、大小比例、顏色分配等，都會有影響。有時候我會一邊做道具一邊想像，偶物該如何『亮相』才能切合到文本？到底是忽然出現、慢慢出現，還是一直已經存在？當然，演員如何操偶，亦牽涉我如何製偶，不同操偶的方法都會影響整套戲的風格。」去年的《當鴨子遇見死神》校園巡演版，便是由Mira負責做道具。「當時與導演討論，希望這個巡演的版本可以與原版繪本不一樣，因為與同學的距離十分近，不想鴨仔有種被操控的感覺，我便以一個舊公仔的概念製作主角鴨子，像是演員在玩這個舊公仔，而它已經安靜地在家中陪伴你很久，現在要向你訴說故事。」對Mira而言，演員和導演已經在文本的傳譯上賦予了很多，在視覺上應如何令整件事看起來更加連貫，賦予更多意義？如何做到小朋友或者導演想要的效果？「這些意義不單是文字可以敍述，有圖像或視覺上的focus（焦點），是我希望在創作上可以做到的。」
道具與象徵
「喜歡製作道具，是因為對我來說，道具不只是一件道具。」因此，Mira喜歡在繪本中尋找「象徵」。「在陳志勇的《夏天的規則》中，每一頁都有一隻烏鴉出現，像是陪伴着這兩兄弟成長，當夏天過去了，弟弟有所成長，烏鴉也消失了，這些象徵物對於我去看演出，或構思整個作品的脈絡都有幫助；當然，很多時候導演對演出都有自身的看法，未必由我去思考故事的flow （流動），但我都喜歡去找象徵的顏色和形狀，去反映文本某些東西。我做作品，都會挑選最重要的部份出來，希望可以在演出裡提示，這些象徵的意義對我來說也很重要。」
除了繪本，Mira平常喜歡看一些與工作無關的書，如日本作家村上春樹、三浦紫苑，香港作家韓麗珠的散文。「看散文好似與創作無關，但看完文字後，對情景的某些想像會紮根在腦海裡，慢慢累積。這些氛圍對於我在畫畫、做道具或場景都有視覺設計的投射。如韓麗珠的《回家》，內容描繪主角在回家時在路上看到的風景，書的文字風格並不寫實，但從文字中可以好清楚看到香港這個城市的輪廓，看着又會覺得文字好像在描述另一個世界。將對城市的刻劃及表象變成一個象徵的這種手法，是我喜歡的風格。」
「閱讀經驗使我更為開放，對於文字，對於演出，基本上都是持開放態度。」Mira這樣回應著：「很多時候，做劇場都需要用很多東西去包裝一件事、一個主題，但也可以想想是否還有其他方法去講故事呢？新起一個文本，如果需要做道具或偶物，很快可以與導演討論要甚麼風格，因應所需風格做適合主題的形象出來，這是我一直努力做的事。」